盗窃罪的刑事辩护词

2020-01-08 作者:热博体育咋样 138

某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胡某親屬的委托并指派我擔任被告胡某的一審辯護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5條的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委托以來,我會見了被告人,詳細查閱了案卷,今天又依法出庭參加了庭審調查,热博体育咋样可以說,我對本案的了解是全面的。本辯護人認為:起訴書對被告胡某盜竊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請求法庭依法宣告被告胡某無罪。現發表以下辯護意見,向公訴人質疑,供合議庭參考。

詳細查閱案卷,就不難發現本案疑點重重,實難定案。起訴書指控我的當事人伙同余某、馮某三人共同盜竊耕牛,而偵察案卷第74頁(吳某報案筆錄)以及第107頁(楊某詢問筆錄)卻證明是另一伙人所為——“四個年輕人,大約20多歲”,“其中一個的眼睛是瞎了一只”。何人偷牛,究竟是三被告還是那四個人偵察機關查實了沒有“那四個人”決非空穴來風,偵察案卷中至少有三處涉及到“那四個人”。“那四個人”分別出現在偵察案卷第74頁第7行(被燒磚的一男一女發現)、第11行(被路過的兩個婦女發現)及第107頁第六行(被幾個背雞賣的人發現),而且這個線索由被害人的親戚吳某和朋友彭某提供,可信度是很高的。偵察案卷第98至99頁被詢問人王品仁也佐證了這一事實。這個線索的出現同樣也引起了偵察人員的警覺。在案卷第74頁,民警隨即詢問被詢問人吳某:“在索橋遇見的四個人知不知道名字”。在案卷第108頁,偵察員也詢問楊某:“余某承認有幾個人和他偷牛”在沒有合理排除“那四個人”或者第四個人作案的可能性之前,竟于2004年9月14日匆匆呈請破案,偵察機關的破案率無疑得以提高了,可這樣的工作態度另人遺憾。

本月22日,我會見了被告胡某。被告胡某訴說自己作為一個小包工頭收入較為穩定,每天50至100元。至于翻山越嶺到幾十里之外偷牛,實在缺乏足夠的動機。被告自稱9月6日前后一直在川心小區包工挖土方,兌現報酬需到市政公司開票。被告胡某有沒有作案動機,偵察機關并沒有充分調查。至于作案時間,偵察案卷中各種言詞證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起訴書指控我的當事人于2004年9月6日3時許盜竊耕牛。但是證據如何關于耕牛被盜的時間,最了解祥情的莫過于耕牛的主人陸某,其次當屬他的女婿吳某。上述二人卻異口同聲把時間指向了9月5日凌晨。偵察案卷第89頁,在2004年9月12日公安人員對陸某的詢問筆錄中,陸某明確表示“我家的牛是前個星期即2004年9月5日凌晨6:00鐘被盜的,當時是誰盜的我們不知道。”不妨把吳某的報案筆錄拿出來相互印證一下。偵察案卷73頁第2行吳某回答辦案人員說:“2004年9月5日凌晨6:00發現被盜的。”作為以耕作土地為生的農民,耕牛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耕牛被盜而產生的痛苦記憶,遠比其他人深刻得多。可見,耕牛被盜發生在9月5日凌晨而不是9月6日凌晨。也就是說,當9月6日凌晨到來的時候,這頭可憐耕牛已經不在陸某的圈房中了。退一步說,即使我的當事人在9月6日凌晨有作案動機,面對空牛圈,對象不能犯。

起訴書指控被告胡某實施犯罪行為,而任何犯罪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不查明犯罪手段就治罪,這樣的做法是有缺陷的。本案,余某供述的是胡某用爛殺豬刀拆墻,胡某卻供稱自己是用鐵棍撬墻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兩種手段是并用的。而第三被告馮某的口供反復無常,表現出極大的隨意性。多次被訊問中,其首先表示“什么都不知道”,之后承認“參加偷牛”,最終又在縣公安局法制科干警面前鳴冤叫屈。這不象是不明辯法律后果的人所為,是迫于壓力嗎如被告胡某也稱自己因被打不得不招供。希望法庭予以查證。

第三被告的訊問筆錄,自相矛盾者存在多處,因而不宜用這部分口供給我的當事人定罪。在9月15日15時,第三被告供稱自己分得80元。隨后,當日20時又改口稱自己分得500元。值得注意的是案卷第61頁第12行的數字明顯看的出是由“80”改為“500”的。而前者是上一次訊問中第三被告胡亂招認的數字,后者恰恰是起訴書指控的數字。那么是巧合抑或是湊合“500”在手印之上還是之下,作為辯護人沒有偵察權,提請法庭予以核查。相似情形的還有案卷第56頁第12行的“沒有”兩個字,該處雖然在前后的銜接上問題不明顯,然而不排除訊問人員疏漏訊問過程的可能。合理推測,第三被告從說“沒有”到說自己“參加”盜竊,之間應該有個思想轉變的過程。若如此,在這個過程中就無法排除違反訴訟程序的因素存在。

再來看看本案破案的始末吧,荒唐得近乎搞笑。許多案外人的表述,歸納起來就是:第一被告曾經有小偷小摸行為,于是人們懷疑他,于是陸某在家中招集人等。在吳某的威脅下(案卷94頁第12行“收拾你”云云),第一被告不得不請來組長等人“私了”,在群眾的壓力下迫使其招供,最后第一被告被扭送派出所。其間雖沒有對其打罵,“還給他煙酒茶飯”,然而威逼利誘是顯而易見的,也無法排除酒的功效。如果村民組長或者其他什么單位的領導都可以主持刑事偵察,豈不將導致司法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