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的刑事辩护

2020-01-08 作者:热博体育咋样 68

热博体育咋样毒品犯罪具有極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一直是我國刑事法律打擊的重點,自1990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第一部關于禁毒的單行刑法《關于禁毒的決定》以來,我國就更加在打擊毒品犯罪方面進行著不懈的努力。1997年刑法修訂將《關于禁毒的決定》的主要內容吸收入律,2006年最高院出臺《關于審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7年11月8日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2007年公檢法聯合意見),2008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印發《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2008年最高院意見)等一系列新的規定,使我國關于禁毒的刑事立法日趨完善。

毒品犯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毒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對自己的行為必須是明知。2007年公檢法聯合意見中對走私、販賣、運輸、非法持有毒品主觀故意中的“明知”列舉了八種行為認定為應當知道。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1)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所攜帶的物品內查獲毒品的;(2)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3)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4)體內藏匿毒品的;(5)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或不等值的報酬而攜帶、運輸毒品的;(6)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毒品的;(7)采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的;(8)其他有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應當知道的。2008年最高院意見又補充認定“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在其攜帶、運輸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以虛假身份辦理托運手續,在其托運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也為明知。

作為刑事辯護律師,必須從基本事實出發。首先要了解是否已經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攜帶的是毒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確有上列十種反常表現。根據2007年公檢法聯合意見和2008年最高院意見規定的十種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推定,那么作為推定的結論,前提的基本事實必須真實、確鑿。其要綜合考慮案件中的客觀實際情況,毒品犯罪行為的過程、行為方式、毒品被查獲時的情形,結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年齡、閱歷、智力等情況,提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明知的辯護意見。第三,作為刑事辯護律師必須明白,兩意見中的推定明知不是以確鑿證據證明的,而是根據基礎事實與待定事實的常態聯系,運用判斷和推理得出來的。那么,就有可能出現例外情況。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作出合理的解釋,辯護人應主動與司法部門溝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辯解合乎情理,就不能認定其明知。

同樣,比如在販賣毒品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非法持有毒品或者以販養吸往往很難分清,如果量少,又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吸食毒品的行為,且無其他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販賣的行為,辯護律師可從無罪的角度辯護;如果數量較大的,無其他證據證明販賣等行為,可以考慮從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角度去辯護。又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為他人轉移、窩藏毒品的,往往與運輸、非法持有的行為很難界定,但作為刑事辯護律師應該考慮運輸毒品通常距離相對比較遠,如果攜帶毒品的距離比較短,且不是一個獨立的運輸事實,則可考慮向轉移、窩藏毒品犯罪思路上辯護。舉個例子,2004年3月宋某與王某約定,以11萬元的價格向王某購買海洛因1千克,第一交易600克后,宋某將海洛因藏于家中。第二在交易過程,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繳獲海洛因400克。案發后公安機關對宋某進行了尿檢,證明宋某確實吸毒。庭審過程中,辯護人提出宋某購買海洛因是為了自己及家人吸食,而非販賣,屬非法持有毒品,一審法院未采納辯護律師意見,以販賣毒品罪對宋某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宋某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最高院經復核認為:鑒于被告人宋某及其妻子均系吸毒成癮者,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購買毒品的目的是為販賣。被告人宋某購買大量海洛因并非法持有的行為,已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我國《刑法》雖然規定毒品的數量不以純度折算,但根據2007年11月8日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可能判處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鑒定結論中應有含量的結論。該意見為律師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辯護提供了充足的空間:相同數量的毒品如果純度不同或相差很大,仍處以相同刑罰,必將導致量刑的不協調。罪責刑相適應,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因此,對于查獲的毒品有證據證明大量摻假,毒品含量極少的,律師可在辯護意見中建議法院量刑時酌情從輕考慮。

比如,在某販賣、運輸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武某起意販賣毒品并出資,江某受邀負責驗貨并隨同運輸毒品,后兩人均被抓獲,共查獲毒品九百余克。一審法院以兩人均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二審法院經審理后,根據辯護人提出的“武某系毒品貨主,江某系受邀參加,武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意販毒、為主出資,系主犯。江某并非出資人和毒品的所有者,地位雖不似馬仔,但在購買毒品犯罪過程中起的是要和輔助作用。雖然,被告人江某在共同犯罪的運輸毒品過程中起主要作用,但考慮到只是受邀為其檢驗毒品和受指使攜帶毒品,且認罪態度較好”的觀點,改判江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對象不能犯未遂,一般指對象認識錯誤,比如誤將面粉當毒品。特情引誘一般有兩種方式:即在查獲其它涉毒案件的毒品犯罪分子時,利用該涉毒人員作誘餌,引誘其上家或下家約購毒品;另一種方式就是公安機關根據其掌握的線索,讓偵查人員本人充當特情人員,向涉毒人員約購毒品,在交易時將其現場抓獲。第一種方式,一般會構成既遂,但在量刑時一般會予以從輕考慮;第二種方式,一般會構成未遂,這種情況下偵查人員一般不會出現。如果出現并毒品易手,則構成既遂。

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時,應主動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什么叫自首,什么叫立功,法律對自首和立功的規定是什么。我國《刑法》總則中規定了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體現在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在分則中則規定了特別自首,在此不討論。立功則分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在本省、直轄市、自治區或全國有重大影響),對于一般立功,可以從輕、減輕處罰;對于重大立功,可以減輕或免除處罰。

毒品犯罪特別是共同犯罪案件,無論從縱向關系還是橫向關系上來講,由于行動比較隱秘,偵查部門能夠將上家、下家和犯罪團伙一起抓獲的概率比較小,這就為被抓獲毒品犯罪行為人提供了自首和立功的機會。在司法實踐中,毒品犯罪的毒梟、主犯往往很容易檢舉揭發或協助抓捕同案犯,構成重大立功,最高院對此問題已有比較明確的傾向性意見。一般來講,馬仔檢舉毒梟和主犯一般可從輕或減輕處罰,刑事辯護律師這一點應該把握。對于毒梟、主犯檢舉、協助抓獲馬仔的一般立功,一般認為功不抵罪,司法實踐中仍判死刑的并不少。刑事辯護律師還應該重視毒品犯罪中毒梟、主犯檢舉揭發或協助抓捕同案犯,與檢舉其共同犯罪以外的他人罪行的界限,后者更易認定重大立功。因此,律師在會見毒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時,應該在后者上多做工作。另外,刑事辯護律師需要注意以下兩種情況:被告人親屬為了使被告人得到從輕處罰,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視為被告人立功;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如從國家工作人員處賄買他人犯罪信息,通過律師、看守人員等非法途徑獲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檢舉揭發的,不能認定為立功。以上兩種情況,最高院已有明確意見。

目前,2008年最高院意見對以下幾種情況已有明確意見:行為人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引誘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的,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應當依法從輕處罰,無論涉案毒品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雙套引誘”下實施毒品犯罪的,處刑時可予以更大幅度的從寬處罰或者依法免予刑事處罰;因受“數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應當依法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也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不能排除“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的案件,在考慮是否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要留有余地。

另外,根據我國司法實踐,律師在毒品死刑案件的辯護中還應注意以下幾個觀點:第一,從我國目前控制死刑適用的刑事政策上,慎殺,少殺;第二,對同一起毒品犯罪案件,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般只判處一個死刑;第三,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數量剛達到死刑適用標準,各被告人作用相當,責任分散的,即無明顯主從犯之分的,建議法院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第四,毒品數量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既有從重處罰情節,又有從寬處罰情節的,法院一般會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比較慎重;第五,已查獲的毒品數量未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量刑標準,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計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法院可以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第六,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量刑標準訴,法院可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第七,毒品數量剛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確屬初犯罪即被查獲,未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法院可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立即執行;第八,對“犯意引誘”和“數量引誘”而達到死刑量刑標準的,一般不判死刑,法院會留有余地;第九,對尚無量刑數量標準或毒效難以確定的新型毒品案件,建議法院不適用極刑;第十,對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在吻合的前提下,如不能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法院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會特別情重。